又到了麦子拔节的四月，温暖的阳光照射着大地，路边的油菜绽放出金黄的花朵，我的思绪不禁又飞到了二十六年前……

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三个年头，担任初三毕业班的化学课。学生们临近中考，在春暖花开的四月，住在学校单身宿舍的我，却躺倒在病床上。连续高烧一个星期，打针吃药都不起作用。自己心里想：反正躺着也是发烧，索性不如去班里给学生上会儿课吧。于是，拖着病体又来到教室站在了讲台上。后来，校长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托人从邻村找来一辆红星面包车，与好心的同事耿大姐一起，把我送进了市三院。

到了市三院，我与耿大姐的谈笑让医生护士感到诧异，他们纷纷询问“谁是病人”，当我上前答“是”时，他们都摇头说“不像”。量体温、测血压……做了一系列检查后，我住进了内科病房。学校通知了家中的父母，年迈的医院照顾我。又是连续三天的输液、打针、吃药，高烧依然不退。检查心、肝、肺等器官均未见异常，每天抽耳血化验达七、八次之多，白细胞值极不正常。第四天早晨，主任医师来巡视查房时问我：“身上是否有出血点？”检查后发现，我的脖子上出现了一些红色的小斑点。主任没再多问，只是说：“让你的家属来一下。”

在病房外等候的妈妈跟随主任去了医生办公室。十多分钟后，她回来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说：“没事，医生说让咱们转院。我回家收拾一下，很快就回来。”尽管妈妈努力装作平静的样子，但其实，我从她那红红的眼圈儿早已看出来，她哭过。也许主任告诉妈妈我的病情很严重，需要转院。对于疾病，我倒并不惧怕什么，只是不能看到妈妈落泪，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病情让妈妈心里难过。我连忙安慰妈妈说：“没事，什么病都可以治的。”

大约到了下午六点左右，我们作好了往省二院转院的准备。哥哥单位的领导给安排了一辆小车，姐夫找了一个在省二院有关系的亲戚陪同，父母因为晕车暂时不去，哥哥陪我。三院的大夫怕我路上发烧，又给我服了点退烧药。晚上八点左右，我们开始出发赶往省城石家庄。那时，还没有开通高速公路，一路上颠簸了近四个小时。到达省二院已经将近午夜十二点。姐夫的亲戚联系不上熟人，因为路上服了退烧药，我的高烧不到39度，医院不允许挂急诊。在春寒料峭的深夜，我与哥哥和亲戚坐在省二院楼道的长条木凳上。侧目望见亲戚手中拿着的字条，我才发现，原来医生怀疑我是白血病，才让转院的。哥哥脱下他的羊毛衫盖在我的身上。就这样，我们苦苦等待着天亮……

朦胧之中，我似乎听到了妈妈的呼唤。睁开双眼，爸爸妈妈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他们二老乘坐了早晨第一班汽车，从小城邢台赶到了省会石家庄。从未出过远门的父母双亲，是怎样从农村老家乘车到市里长途汽车站，再找到发往省会石家庄的第一班汽车，一路颠簸，找到省二院。这其中的辛苦，我不难想象。我“哇——”地大哭一声扑倒在妈妈的怀里，妈妈抹着眼泪安慰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找到医生，就会把病看好的。”

医生上早班的时间到了，重新挂号，检查、抽血、化验，因为没有病床，我被安排住进了省二院的地下室。输液时，已接近傍晚，医生对我说：“这是最新、最好的进口药——先锋霉素，输完液后，你的高烧就会退下的。”在当时，七、八十元一支的先锋霉素简直如同天价，我的月工资仅有一百多元，父母没有收入，可为了给我治病，他们咬紧牙关，什么都舍得付出。输完液，连解出的小便都有一股浓重的药味儿，可我的高烧却依然不退。查不出病因，二院又没有病床，医生建议我们转入与他医院——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又是连续输液一周，高烧依然不退。一周后医生通知我做骨穿，他们用钢锥似的器械从我的胯骨中抽取骨髓，化验结果为骨髓中含有一种叫做幼稚细胞的东西，可以诊断为白血病。为了确诊，需要再做骨穿。可第二次化验不知出现了什么问题，还需再做第三次骨穿。等待结果的日子里，我的体重消瘦到七十来斤，对吃饭已经毫无胃口。父母每次问我想吃点什么，我总是摇头，再问时便不想作答，甚至想落泪。临床一位好心的大婶劝我说：“闺女，你不能再哭了，你知道吗？你妈妈天天背着你在楼道外面偷偷抹眼泪。你一哭，她心里更难受。”听到此言，我的眼泪便更是止不住哗哗地流下来，不是为病痛，而是为自己的病痛带给父母及家人的难过与伤心。曾记得，那天深夜发高烧达到四十度多，输液打针已完全不起作用。医生说只能采取物理降温法，用冰块儿冷敷。可医院的冰箱内没有冷冻冰块儿了。医生说只有火车站一带有卖冰糕的。父亲便步行十多里地，从医院，赶到火车站买冰糕，再步行赶回来。那时，不像现在，到处有的车。我能够想像得出来，在人生地不熟的省会城市，父亲是怎样强忍着心头的悲伤，迈着沉重而艰辛的步伐，便走边打问火车站的方向，去买冰糕来为心爱的女儿退烧，他又是怎样拖着磨出血泡的双脚一瘸一拐地走回来……

五月的鲜花开满了大地，我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每天不停地输液、打针、吃药。第三次骨穿结果出来，排除了白血病的可能，可高烧依然不退。体重已经减至不足七十斤，严重贫血。输过两次血后，病情依然不见好转。饭食几乎吃不下。父母每天从市场上花两、三元买一瓤西瓜或一个梨子喂我吃下。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前去探望，只是相对无语，默默落泪。我几乎绝望了。其实对于死，我倒并不惧怕什么，只是觉得愧对父母和家人，二十年的养育之恩不曾报答，却还要拖累父母，让他们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与痛苦。我悄悄地写好了遗书，塞到枕下。那时，还没有捐献眼角膜和身体器官之说。我只是希望自己死后，遗体能够捐献出来做医学研究用。如果能够换得一点补偿，就将作为女儿给父母的一点点回报吧……

也许是亲人的挚爱感动了上苍，也许还有我的不甘心死亡，在近乎绝望之中，我的高烧居然慢慢消退了下来，身体也感觉有了些许力气。医生们都为我的病情好转感到喜出望外。住院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康复出院。

二十多年了，每每忆及往事，我还总是忍不住潸然泪下。哥哥说，那时候，父亲总会无端地向他发火。我能够理解父母心中的痛楚。是啊，父母亲朋为我付出的爱比天高，比海深，这是我一辈子都无以回报的。挚爱沉沉，让我铭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