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摄于年2月17日）

同时，我利用周末档案馆不开门的时间，试图去联系一些村民和老职工做访谈。首先，我是回到了我母亲的老家，也是国营九七四厂的选址地，向一些村民请教当时的一些事情。由于我和很多村民是亲戚关系，访谈起来非常顺利，但我也知道，很多老人的记忆不太准确，尤其我想研究职工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往往听到的只是村民的一面之词。所以，我也设法去联系一些老职工，这个过程相对而言较为艰难，因为该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从这里搬迁至几十分公里外的县郊，在随后的破产改制后，很多职工都回到了重庆、上海、南昌等地，所以我很难找到第一代职工，只能找到一些在七八十年代入厂的本地人。在众多亲戚的打听下，我很快联系上曾经一位做过副厂长的老人，去他家拜访时，他不太愿意回忆过往，也不愿介绍其他职工给我认识，只是一直在抱怨该厂倒闭后职工们的生活待遇每况愈下，并希望我能够报道出去。学术伦理在我的脑袋中不断萦绕，我试图帮助他，但又那么地无能为力。

国营九七四厂子弟学校工作计划

国营九七四厂礼堂、电影院外景今昔对比（笔者摄于年2月17日）

有一天，我在“掌上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