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历史，就要讲故事。故事是历史的具象，所以我们先讲故事，关于南昌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南明永历二年（年），或者是满清的顺治五年。这一年，是满清入关的第五年，神州大地如同人间炼狱。满清贵族的“仁义之师”干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的勾当；南明的老爷们则是各怀心思，互相拆台，坐观败亡。
然而就在这年的正月二十七日，南昌城里已经投降满清的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金声桓和他的副将王得仁在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和湖东道（成大业）后宣布反清复明，史称“江西反正”。这是南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公论当时的江西局面都是能否挽神州于陆沉的关键。如后来在桂林就义的南明大学士瞿式耜所奏，“国家之光复中兴也，亦惟江西胜败是视”。形势发展得很快，起义部队在王得仁的率领下，于二月初陆续收复九江、湖口、彭泽。此时，湖北、安徽的复明势力迅速响应，一时风起云涌，形势颇为可观。就在这时，在九江城里，王得仁的幕僚胡澹提出了顺江奇袭南京的建议：
乘破竹之势，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章抚院（指投降南明军队的满清江西巡抚章于天）请救者，江南（指南京）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帜，播年号，祭告陵寝（指明孝陵），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得而为清有也。
这个建议的中心意思就是迅速沿长江而下，攻取南京。熟悉历史的读者，一定对这个建议看着眼熟：明正德十四年（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举兵叛乱，其谋主李士实、刘养正为其谋划的进军路线正是在北上夺取九江之后攻取南京称帝。号称“真三不朽”，身在赣州的阳明先生（王守仁）也看出了这条计谋的毒辣，而只有把叛军关在江西的“笼子”里，平叛才能成功，这也是阳明先生的定见。于是他巧施离间计，假造李士实、刘养正同自己交通往来的密信，并故意让朱宸濠看到，令朱宸濠生疑，拖住其行军步伐，使其直到七月初二才从南昌发兵攻打安徽安庆。为了把朱宸濠诱回江西，阳明先生于七月二十日以不及对方兵力的军队攻打南昌。朱宸濠拒绝了李士实的正确建议，回师南昌，最终于七月二十六日在鄱阳湖被生擒。朱宸濠兵败，主要原因在于不能彻底执行李士实和刘养正为其规划的正确方针和路线，进退失据。如其在起兵之初就顺江直取南京，即使南昌被围，也能心无旁骛攻打南京，即便以阳明先生之大才，恐怕也是回天乏术。
我们回到年正月的江西。可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胡澹提出的迅速攻取南京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如果金声桓和王得仁如果采纳了这个建议，历史就很有可能被改写了。然而，历史的吊诡的一幕发生了：身在南昌的金声桓在听取总督黄人龙的意见后，命令王得仁从九江回师南攻赣州。而黄人龙的道理恰恰是以宁王朱宸濠“为鉴”：
昔者明有宁王曰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备赣州故，为赣州巡抚王守仁所擒也。
在黄人龙看来，朱宸濠失败的主因在于未能防范赣州阳明先生率领的部队，而不在未能第一时间北上和东渡。历史证明了黄人龙的自作聪明是愚不可及的，战略决策上的错误导致了最后的惨败。永历二年三月十六日，金声桓统领大军攻打赣州，闰四月初一日，王得仁从九江回师加入赣州战局。但赣州刘武元、胡有升等拼死抵抗，赣州城月余不下。而南下的满清军何洛会部在闰四月三十日攻克饶州，五月初一九江失守，五月初七，满清军前锋进入南昌府境，赣州守军也于五月初九开城反击。金、王二人已无心恋战赣州，不得不于五月十九日撤军返回南昌。满清军队于七月初十包围南昌。迁延到来年（永历三年，年）正月十九日，南昌城破，金、王二人以及南明大学士姜曰广均殉国。时人钱秉镫在《盱江感事》中有诗云：中兴时异承平计，误拟文成（明穆宗诏赠王守仁的谥号）据上游。
历史地看，金、王二人的战略决策无疑是错误的，但并非钱秉镫所谓的“时异”。抛开所谓的道德观念，无论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兵败，还是金声桓、王得仁的反正失利，最大的败因就是不能第一时间沿江而上，攻取南京。南京一下，则江西局面自然可解。正如满清咸丰十年四月，太平天国军一举踏破江南大营，迅速攻克苏南各大名城。清廷惊慌之下立即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令其火速增援苏南。曾国藩则并未遵从朝廷的安排，而是从上游出兵，水陆并进，最终攻克南京。曾氏的奏折中如是提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居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在曾国藩面对的棋局中，只要南京城下，则苏南局面自然而解。
两事件之中，金、王反正发生在后，前本有朱宸濠的殷鉴，却被事件的具象迷惑，最终做出错误的决策，导致身死国灭，则更加令人唏嘘。实际上，金、王二人如果不“婴城自守”坚守南昌，纵为流寇，结局也应该好得多：因为南昌是守不住的。
万一不然，攻城破邑，所过不留，重为流寇，此出下策。虽然，审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历帅六师，堂堂正正而后北伐，清兵猝至，婴城自守，则无策也。
这个道理其实在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事件中已经被历史所证明。阳明先生在把朱宸濠引回南昌后，就主动在南昌城北的樵舍、王家渡附近同宁王的前锋军队进行作战，从七月二十三日初次交锋到二十六日生擒朱宸濠，只用了四天时间。尽管当时退守南昌的思想在平叛军队中占了上风，但阳明先生坚定地认为，坚守南昌，就意味着等待敌人来打自己的歼灭战，绝非上策。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在夺取南昌后就进行了战略转移，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通过三个路径讲述了义和团的历史，针对同一段历史，展现不同的记录和解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面相，进而得出了“历史无真实可言”的结论。于是乎，历史被人们称之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这句话的版权不是胡适，而是冯友兰年批判胡适时“打扮”出来的。胡适的原话在年发表的《实验主义》中：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人言可以随意打扮，“历史”自然逃不过被随意“打扮”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说，冯友兰的说法倒也不错。但正如我们能发现冯友兰的对胡适原话的“装扮”一样，历史的相对真实是可以探究的。《商君书》有云：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历史的意义并在于绝对地还原过去，或者绝对的细节真实，更不在道德的批判，而在于指引未来。如黑格尔所说，历史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事件的成败利钝，如同大数据一样，其中蕴含的某种智慧或许是可以洞察的。但如何解读这些数据，解读者的见识、阅历、学养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人只能看懂具象，比如故事中的金声桓、黄人龙；有些人却能抽象出某种相对正确的规律，比如曾国藩。不过很多时候，这种“智慧”或者“规律”是否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唐浩明在《静远楼读史》中提到的，低层次的智慧是可以用文字来表述的，但高层次的智慧则隐藏在杰出人物对世事的具体处置上。佛家有云：智慧轻浅，般若贵重，大致可以对应。所以圣人述而不作，大抵原因在此。
我很喜欢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绪论中的一段话：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所以，解读历史的大数据，运用一种“黑匣子”思维，更多注视失败的教训，可能获益更多。失败往往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而成功则往往带有偶然性。比如宁王朱宸濠叛乱起初，阳明先生身在南昌附近的丰城，当他听闻宁王起兵的确切消息后，准备顺赣江（由南向北注入鄱阳湖）南下吉安起兵平叛。但当时却刮南风，船根本无法开动，宁王的追兵却已赶到。阳明先生不得不对天祈祷，顿时北风大作，阳明先生得以逃脱追兵。如果“北风不与阳明便”，我们今天就听闻不到“严滩问答”和“天泉证道”了，“真三不朽”的含金量也要大打折扣了。此等故事有如神话，对后人的教义又有几何呢？无怪曾国藩在人生暮年，总结自己的一生，这位同样号称“三不朽”的大人物竟然发出了“不信书，尽信命”的感慨。
人只有明白地看清了过去，才可能尽量清晰地洞见未来。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