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楚

来源：《龚楚回忆录》

龚楚（年11月—年7月24日），字福昌，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党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如南昌起义及百色起义），并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年叛变，他的叛变投敌，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给赣粤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龚楚后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40年之久，年，以年近九旬的高龄返回大陆定居，年在家乡辞世。以下是他对八一南昌起义的一段回忆：

我们奉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后，党的组织并没有将今后的行动决策通知我们，但在传闻中已略知一二，党拟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

张发奎将军平生是信赖汪精卫先生的，今汪既来，张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这一个革命阵营的实力，究竟有多少？成为一个疑问。

当我正在徬徨的时候，二十军贺龙部的副官奉贺军长之命特来通知我：现已有火车一列，专为你们而来，请立即起程。我闻讯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车。

卅一日晚上十时，“总指挥部”送我一份最机密的紧急作战命令，我接到这个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署名发出的命令后，立即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团长洽商连络计划。并于零时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

我们驻地附近，驻有国军王均师的一个营，这一个营，就是我们奉命围攻将之缴械的对象。我们虽同驻在新营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新营房的地区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因此，我们与敌军的距离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这一道短墙遮住了彼此的视线。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生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

八月一日晨二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我们农军所担任的任务：守备新营房及协助二十四师教导团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

二时三十分左右，负责冲锋的教导团一营，仅以两响驳壳手枪，便解决了敌军的卫兵，很快的就冲进了兵房，由于敌军营长事前毫无戒备，全营官兵都从梦中惊醒，吓得惊惶失措。我军一面控制了敌军的武器，一面命令敌军全部官兵到操场中集合，经过搜身检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进入我们所驻营房的操场。被俘的敌军官兵，垂头丧气，满面惊慌，有些惊恐至连衣服的钮扣都扣不上，在晨风中颤栗，他们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们的战士兴高彩烈地协助着教导团士兵抬进营房。

这时还不到四点钟，全面战斗尚未结束，不时还有疎疎落落的枪声传来，为了防备敌军的反攻，我率领的农军，专负责营房周围的警戒任务。

天亮之後，市区已无枪声，我们这一个战斗单位所派出的人员，很快便和“总指挥部”（设于江西大旅店）及参谋团取得连络。他们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南昌暴动的整个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自己并无伤亡的，只有教导团和我们这一个单位。九时左右，郊区的枪声也听不到了。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国军部队，大部份已被缴械，一部份则突围向西北逃窜。“八一”这次南昌暴动便顺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时，南昌全市已经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岗。我特地到市区去巡视，整个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个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街上除了少数军人在巡逻之外，看不到一个老百姓。

十二时后，在小街中的几间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个上午的穷苦市民和苦力，陆续到饭馆吃饭，他们都显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也不敢向饭馆中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来的战斗究竟是干什么的。

下午二时左右，挑着蔬菜食物的农民，三三两两的入市了，这时，总政治部才派出宣传队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铺门，叫商人开门做生意。南昌全市这才逐渐的复苏过来。

好奇的市民们，来往街上，以欣赏戏剧似的心情，观看贴满了墙上的红绿标语；以惊奇的眼光围观“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从开始以迄终止，都没有乘机劫掠的事情发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战斗时炮火声的惊骇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间政权的变换，似是一场戏剧的演出。

“八一”暴动因为事前极瑞秘密，没有一个工农民众预知其事，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人民这次暴动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影响。连队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政冶工作，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这次暴动的目的。至于市民则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当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张国焘、林祖涵、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张曙时、郭沬若、彭湃、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为委员，吴玉章为秘书长。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刘伯承为参谋长。内设：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国民党）、工农委员会：主任张国焘、财务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政冶保卫局：局长李立三、总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贺龙为前敌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并公布政治主张：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乡村工农政权。巩固革命阵线，保证人民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等。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

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和我们已成对立，更不宜强将其人加入，这会给人一种自暴弱点的观感。这种种疑问和感想非我个人为然，当时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我又问他们：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衞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一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与共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

八月三日，我们奉命在工农军内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张俊为营长(张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改任本营政治指导员。这种变动，对我来说绝无问题，但官兵的情绪又受到一次打击。他们认为中共负责人不信任我们，只信任黄埔学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们携着一枝步枪，仍跟随着营部行动，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来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和开导，将这六个无职的官佐分配到征发队工作，才将这种怨忿的情绪安定下来。

八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开始向广东进军，次日到达抚州(临川)。休息了一天，我们这个刚改编的营队，又奉命再改编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三营（第六团团长是黄埔生傅维钰）。我们这个营自南昌出发以来，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员会行动，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竟改编于二十军部队之下，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出发，沿途放泠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而我们现在归它统辖，人人心内都不以为然。我们途经宜黄到广昌，驻扎一天，武汉政府所发出的国库券又不通用，士气更为低落。随之改发银洋，军队纪律才可维持，士气才较为振奋一点。

由广昌出发前，本营张营长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获敌踪，要随时准备作战，师医院医治，命我代理他的营长之职，连指导员卓庆坚（广东大埔人，广州中山大学生）则代理营指导员职务。八月十四日由广昌出发的行军部署，分左右两个纵队向瑞金前进；左纵队贺龙的二十军及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经石城向瑞金前进。右纵队叶挺的十一军，经宁都向瑞金前进。我营仍随革命委员会行进，是晚到达良田附近宿营。十五日到达石城宿营。十六日午后五时到达隆岗墟宿营。隆岗墟是一个小墟场，商店及民居不多，本营驻在隆岗墟南端一个疏落的松山上。官兵均无露营装备，幸逢天气晴朗，以雨衣油布铺在地上，枕着小包袱休息，下午七时，刚食过晚饭，奉到团部转来总指挥部的命令，

我接到命令之后，和刘副营长（湖南平江人，黄埔生）、指导员卓庆坚，研究明天备战行军计划，因为我们这个营，过去未参加过战斗；三个连长中，以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九连唐连长，有作战经验，当即决定以该连为尖兵连，即召集各连长和指导员到我们这个露天营部来接受命令。当时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来，初秋的天气，在江西的山区里，晚上已有凉意，我们在松树下摆出五万份之一的地图，九个人围坐在地图的四周，将一支风灯挂在松树的枝桠上，灯光虽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线，尚可看清地图，我说明了敌情，沿途地形，本营任务，并计算由隆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二十五里，周家排到壬田市五里，随即口授各连的行军命令。

第九连指导员卓庆坚的话说完后，各连长和指导员便急急回连，进行他们的准备工作。那时皎洁的明月，已从东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树影、景物怡人，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我和刘副营长，立在小山顶上欣赏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们这个营担任初次前卫作战，心情颇感紧张，两人无意多耽搁时间，很快便回营就寝休息。

十七日晨五时，月亮仍挂在天空，，本营巳集合完毕，凉风习习，精神倍感爽快。

此时朱德已来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转身向他致敬，并向他报告了本营官兵人数(三百五十人），随即请他训话。

他对全体官兵说：今天能有仗打，你们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着说：你们高兴不高兴？官兵也一致回答：高兴。声震山谷。他说：好得很！时间已到，立即出发。

尖兵连长已率搜索排先行出发了。

我向他敬礼后，也立即率尖兵连出发。

上午九时到达胡坡休息，并进自带干粮作午餐。唐连长报告：据由壬田来人称：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国军，但没有防御工事。我据报后判断敌军无固守壬田决心，乃将情况以书面报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脚，休息十五分钟后，即下令继续前进，但走了不到两里路，搜索队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观察敌情，那时唐连长已派了两个便衣侦探组（每组三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十五分钟，仍不见报告，乃对唐连长说：你带着部队在此，以一班人占领右侧高地，注意前方情况，我带着我的传达邓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侦察。我把军服脱下（内是便衣），卓指导员也要跟着去，他和传达兵亦除去军服，一同出发，前进了约三百码，尚不见本营侦探（他们沿两翼山上搜索，忽视了大路），正感惊奇的时候，突然被埋伏在路边的国军一排包围，刺刀已指着我们的身上，无法抵抗，我们三人当堂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敌军的前哨营部（约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记得，敌军的营部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庙内，庙后是个小树林。我们刚被押到庙门前时，我方的搜索队已和这个营的前哨部队发生接触，枪声连续的传到我们耳鼓里。

从庙里跑出来的国军营长，听完了押解我们三个俘虏的排长报告后，怒容满脸，圆瞪双眼，用手向我们三个俘虏一指，对他的排长说：“将他们拖到后面通通枪毙!”

“是！”那个排长答应一声。立即指挥着一个班长和几个士兵，将我们三人推向庙后去。

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心在急跳，神经已有点麻木，但有一种求生的最后的感叹，不自觉的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响呢处！”

我说的是浓厚的家乡口音——广东话。

那个营长听到我说的是广东话，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

这一来，我的生命便从死神的魔掌中逃出来了。两个士兵将我推了回来，但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仍给他们推往庙后。

我被押回敌军营部，那营长大刺剌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亲自用广东话问：“你系边处人？做乜嘢职务，为乜嘢做共产党？”

我听到他说话是广东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为什么要将我拖回来。灵机一动，便编了一套谎言说：“官长！我系韶关人。响教导师当特务长。呢次听说部队要返广东，就跟住行。我唔系共产党，共产党系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渠地要我到前面来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队捉住。为乜嘢事要将我枪毙？我自己都唔知！”

我说的话用正广东口音，态度装得诚实天真的样子。那营长果然被我瞒过，吩咐士兵将我松了绑。就在这时，猛听得庙后边传来几声枪响，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给枪毙了！正是生死殊途，心里有说不出的辛酸!

那营长亲切地对我说：“我姓张，是南路人，曾驻过韶关，我的太太也是韶关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战斗枪声已越来越激烈，且越来越近，前线的战斗显然是国军失利，接着该营传达兵仓惶的跑回营部报告，共军已突破了前哨阵地。张营长从衣袋里拿了三块银元给我，叫我随同营部的行李和伙夫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挥，我如获大赦，内心有无限的喜悦！但外表上仍力持镇静，离开了那个“生死场”。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担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领。他们对我并不十分注意，在行进中，我心里正盘算着逃脱的办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三十码，转了个弯，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我于是选择了一处有草丛的地方，就地一滚，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丛中匍伏着；押行李的副官胡乱的向山坑放了两枪，便匆匆的带着行列走了。

我从草丛中看到他们的行列，走过山坳，便站起身来。衣服被荆棘割烂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刺伤。忘记了痛楚与疲劳，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队。

同志们见我生还，非常高兴。朱德正在前卫指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说:“龚同志，你真有本领！搜索排的报告，他们在山上见你和两个同志被敌军俘虏。我们都以为你已牺牲了”。

我简单的将我脱险的经过告诉他，即继续指挥部队作战，朱德命我营从右侧山地向敌军左侧攻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我的前卫部队配合本队的二十军的一部，以强大的压力占领了壬田市，消灭敌军两营以上的兵力。嗣后，第二十军的一个师，连续追击向瑞金溃退的敌军。本营奉命在壬田市宿营，当天晚上归还建制。这次战斗，本营损失了两枝驳壳，牺牲一官一兵，伤士兵六人，缴获了敌方四十八支步枪，一枝驳壳手枪。

第二天，张营长已病愈回营，我依旧回复到政治指导员的岗位，继续向瑞金前进。是日，到达瑞金宿营，我们积极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我大军云集瑞金附近，下午八时我与张营长同到本团团部接受命令，傅维钰团长对我们说明敌情及我军作战计划。

我们接受了命令，研究了会昌县城附近地形后，即携带笔记命令及会昌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于晚上十时回到营部，立即命令各连，准备明晨六时集合出发。

十九日下午三时，本师第五团已将武阳围敌军驱逐向会昌退却，本营随团部进驻谢坊。当晚奉命于明（二十）日上午一时出发，本营为前卫向会昌搜索前进，于到达距会昌约八里之小山岗下，距五里排约一千五百码，以一个连占领小山岗，掩护本团集结。

本营奉命后即全部向五里排开进。到达青山脚时已近拂晓，我左翼教导团方面已开始接触，我营立即展开；张营长率一个连在右，我率两个连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敌人，当我们到达青山半小时，敌军即向我军射击，我军以一个连向敌青山阵地攻击前进，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已占领青山一带高地。

那时天已大明，发现山地连绵，地形复杂，小树遍山，敌军主要阵地沿塔山北端一带高地至东端之最高山地布防，与我阵地相距约三百码，当时我左翼教导团已开始在激烈战斗中，我与张营长已在青山高地会合，立即集结部队，以两连向敌阵地正面（约二百码）中央突击，当时因张营长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归队），我请他率一个连在青山掩护，我奉领左翼一个连攻击前进，当我们越过一个约四十码的窝地时，受敌方侧防机枪猛烈扫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伤，但我们很快的接近敌人阵地，同时张营长亦以步枪火力向敌机枪阵地密集射击（本营无机枪）掩护我们两个连向敌冲锋，至距敌阵地约三十码时，即以手榴弹投入敌方野战工事，旋即占领该阵地，同时迅即向左翼扩张战势，敌方重机连被迫退回塔山。八时左右，我们正拟向塔山攻击（塔山敌阵地与我军所占阵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敌方会昌的增援部队约一个团向我左翼教导团反攻，张营长立即率领一个连投入战斗，向敌方右翼攻击。当时左翼之教导团被迫退至我们阵地左后方约一千码的一个山地中，继续抵抗。敌军一部继续向该团攻击，另一部向我阵地左翼进攻，是时我营阵地已三面受敌，形势紧急，立即固守原阵地，与敌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

九时四十分，我右脚踝受伤，经包扎后，继续作战。十时，我营唐连长阵亡。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敌我双方争夺这个主阵地，进退凡四次。十一时本团第一营一度加入战斗约两小时，但当敌军反攻时即退下。

是时双方都伤亡惨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够六十人，且阵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二时后，战斗即成胶着状态。

三时会昌城西南方枪声大作，我廿四师已开始进攻，我第一师亦已加入正面作战，五里排敌军正向后撤退，我营配合第一师猛烈追击，直追会昌石桥，敌军伤亡无数，河水为赤！一部末及撤退的敌军缴械投降。四时左右，本营已过桥进入会昌城郊，廿四师一部已占领会昌县城，主力仍向敌军进击。

是役本营官兵三百二十八人参加作战，当晚集合时，仅剩得官兵八十二人。翌晨返来归队士兵五十二人，总计本营伤亡失踪官兵有一百九十四人，缴获步枪四十余枝，重机枪二挺；俘虏军六十余人。

廿一日，我们奉令调回瑞金休息，我因脚伤不能行动，随营疗治。

在瑞金疗伤时，恽代英、贺昌等常来看我，有一天，他们告诉我：廿二日廿四师及二十军在会昌以南击溃黄绍雄师，战斗激烈，黄师现已溃不成军，向广东浔邬方面退却，我军已停止追击，准备调回瑞金集中，拟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东江。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时机乘胜追击，经浔邬、平远入梅县、兴宁进占惠阳，相机乘广州空虚，进攻广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粤，予敌有充份时问与空间调集兵力，选择战场来迎击我们，岂不是坐失良机，费时失事吗？

他们笑道：你的意见已有人提过了，但周恩来等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伤兵太多，运输困难，且兴梅一带无群众基础，故决定下潮州，进占海陆丰及沿海一带地区，然后再相机进取广州，一则此地区有群众基础，二则从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援助，所冒风险较少。

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深深觉得我们党中央这一班领导人物，缺乏军事常识，令人失望。

我们一营在瑞金休息期间，革委会将属于财政委员会的监护连补充于我营，并改编为警卫营。

九月八日我们由瑞金出发，次日到达长汀，休息一天后，即分水陆两路经上杭、峯市入广东大埔。廿二日占领潮安，廿四日占领汕头。廿四师及教导团（缺一营）向揭阳进发，二十军由潮安直取丰顺，廿五师留驻在三河坝，第九军及教导团之一个营，则由朱德指挥驻昭隍对梅县方面警戒。

至此，整个潮州地区已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抵达汕头后，革委会即将所有直属部队整编为两个营，连同我们一个营编为警卫团，担任维护潮汕铁路，护送由汕头开赴揭阳之军用船只及警卫汕头市等任务。

廿九日下午一时，革委会高级人员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我当时正在指挥警卫事宜，突闻市内枪声卜卜，我立即命警卫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固守会馆的一切措施之后，循枪声响处跑去，发现敌军百余人正向汕头市公安局进攻，另有百余人正向嘉应会馆前进，与我团一连展开激战，我立即指挥该连向敌军反攻，敌军见我方早有戒备，即向海边退却，此时我另一个连已闻声赶至，加入作战，向敌跟踪追击，敌军败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飞鸢舰驶出海中，该舰亦于四时许徐徐驶离汕头海港。

是役我方伤亡士兵五人，政治保卫局警卫连死一人，敌方伤亡十余人，被俘五人。一场意外战斗，幸而迅即解决，一班领导人物亦化惊为喜。

广东李济琛得知我军于击溃黄绍雄师后，不跟踪追击，绕过福建汀洲、上杭入粤，已判断我军有夺取潮汕，进窥广州的企图。他命黄绍雄师集中于梅县、松口监视我军行动外，并立即调集原驻于西北江的徐景唐旅进驻揭阳县属汤坑山岳地带，构筑强固阵地，以监视我潮汕军动向，另一部即进驻陆丰县城，部署了对潮汕大包围的形势。

我军叶挺廿四师进驻揭阳城后，侦悉粤军在汤坑据险固守情况，于三十日开始向粤军阵地猛攻，连续三昼夜，虽略有进展，但未能将主阵地攻下，待二十军用丰顺加入作战时，薛岳新编第一师又加入粤军作战，至十月三日战斗最烈，卒被粤军居高临下反攻而溃败下来。

三日下午得汤坑战败消息，汕头革委会立即下令向海陆丰撤退，我率领一个营随同革委会乘轮出海至峡山附近，于拂晓时登陆，行至流砂市已中午二时，休息进餐。是时，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部队，亦陆续经过流砂向西南海陆丰方面退却，秩序非常混乱。革委会各首长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换意见。下午四时后即陆续跟着向陆丰进发，我率一营掩护他们跟进，但当离开流砂约三里左右即闻枪声四起，子弹由前方山地射来，立即率队跑步前进，见各首长均混集在小村中，谭平山、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问前方情况及请示行动，叶挺对我说：“前面山地一定是粤军追击部队，企图截断我们向海陆丰的前进道路，我现在仅有一个不健全的营，正向山地之敌军攻击，你们来得正好，请即派一部协同攻击，务必占领前面大路两侧高地，掩护我们全部通过”。我正想率部前进，他们又阻止我，命我亲率一个连掩护革委会人员，派两连增援前方作战。我当即派刘副营长率领两个连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脚，向大路两翼突击，并注意与前方廿四师的一个营连络，占领两翼高地后，迅速报告。

时间很快到了黄昏，那时各首长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当地农民同志引导离开部队出走，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等亦分别离去。

前面高地已无枪声，仅右侧方面约千码以外仍有疏落枪声向我方射击。我立即报告周恩来，请他迅速行动，越过前面山坳。

我们慎重沉着地掩护各高级人员通过这危险地区时，所有行李辎重尽皆抛弃、情形非常狼狈。参谋团主任周恩来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担架的，在战斗激烈、情形混乱时，抬担架民夫竟乘机跑了。只由他的随从掺扶着，在小沟中喘息艰难地走着，在深秋的夜里，海风凄厉，寒气袭人，他的病更为加重，发着高热，不断呻吟。我们的部队，在茫茫的田野里，摸索行进，部队的建制此时已完全散乱，掉队的人很多。村庄的碉楼，又时时向我们射击，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枪中无声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甲子港，跟随部队的高级人员分批陆续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只有带病的周恩来同志随我们的队伍继续进发。

到达另一个小镇宿营时，周恩来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继续随部队行动，只好单独雇船赴香港治疗。临走时他吩咐我：剩下的党政军各机关干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个士兵，要我和周其鉴负责率领，开赴陆丰的金厢镇，将武器交与当地区农会，然后觅船赴香港再行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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